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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債務崩盤的山東,高利貸是怎么長大的?

    2017-04-01 點擊數:778

    “辱母殺人案”為公眾展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高利貸江湖,而真實的高利貸江湖遠比案件所展示的更加令人驚訝,其規模、運作及走向有如一幕黑色幽默的活劇,警醒著每一個觀看它的人。

    “縮小貧富差距的唯一手段”


    “辱母案”的發生地——山東冠縣曾是一個實業重鎮,主要生產軸承,有“中國軸承之鄉”的美譽。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軸承生意變得越來越難做,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也越來越困難。


    在這種局面下,一些小企業主開始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險,他們通常在銀行有一定的貸款,為了防止銀行抽貸,他們必須按時償還利息,自己沒錢時自然會轉向高利貸。


    靠著這部分需求,一些早期放貸者一夜暴富。隨后,他們在當地大量開設“投資公司”,以最高5%的月利向民間吸儲。5%的月利換算成年化利率就是60%,而彼時銀行五年期存款的利率才5.5%。這種懸殊的利率差,讓民間資本紛紛涌入高利貸市場。


    據報道,當地拆遷戶和達官顯要紛紛把錢放到“投資公司”,“投資公司”有錢后則大量購置上百萬元的好車,這種炫富行為又進一步刺激了未參與者,于是更多的人把錢放到“投資公司”。彼時當地流傳著一句話,“把錢放投資公司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唯一手段?!?/strong>


    “辱母案”的元兇吳學占是當地靠高利貸發家的典型?,F年35歲的他生于冠縣農村,初中沒畢業就闖蕩社會,通過在賭場放高利貸賺得第一桶金。2010年,他開始擴大生意規模,成立泰昌投資公司,兩年之后又成立泰和房地產開發公司,以公司化的方式對外高息攬儲和放貸。


    吳學占對外攬儲的利率一般為月息2%~3%,放貸利率則為10%。由于他“有辦法、有手段”,因此深受當地投資者喜愛。有報道稱,吳學占是冠縣的名人,連政府公職人員也樂于將錢放在他那里。而吳學占也投桃報李,給那些有權力的人更高的回報。


    按理說,資金大量涌入高利貸市場應該會導致利率下降,但這種情況并沒有出現,因為經濟下行的周期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一位冠縣的企業主說,“我們以為冬天很快就會過去,誰知道冬天那么長?!?/strong>當地一位領導在2014年7月的一份經濟運行報告中也說,“我縣今年的工業經濟運行呈現增幅放緩、下行趨勢明顯的態勢”,而軸承行業“產品低端,被大型軸承企業擠兌,生存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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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學占將業務伸向冠縣工業園始自2012年,在2014年、2015年迎來業務高峰。一份報道稱,工業園內約200家企業中的50%~60%都向吳學占借過高利貸。


    蘇銀霞向吳學占借高利貸也是在這一時期,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她分兩次向吳學占分別借款100萬元和35萬元,月利均為10%。


    吳學占讓他人還款的手段也很簡單,就是用“辱母案”中的那些手段。據報道,吳學占身邊的常規催債人員約為一二十人,在當地,他們被稱為“催客”,如今,他們則被媒體和公眾稱為“黑社會”。


    2016年底,山東電視臺對山東地區的高利貸做過一次調查,發現催債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催客在網上建立了自己的社區,他們將暴力催債視頻當做培訓課程廣泛傳播。在一份視頻中,一位催客惡狠狠地說:“我就一直盯著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頓,恨不能把你的房子都給燒了,把你的娃賣了……催收是終身催收,死了以后遺產也要催收?!?/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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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暴力催債讓借款人不敢不還款。以蘇銀霞為例,她跟吳學占總共借了135萬元,到案發前已經還了184萬元外加一套價值70萬元的房產,只剩下17萬元。依照當地的一般觀念,吳學占這時可以收手了,可惜他太貪。


    如今,吳學占和他手下的催客已經被山東警方逮捕,而冠縣所屬的聊城市也組成工作組調查冠縣的警察不作為、高利貸和涉黑犯罪問題。對于公眾而言,這些都是好消息,但對于當地參與高利貸的眾多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厄運即將來臨。


    金融怪胎


    高利貸上一次成為熱點話題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高利貸狂潮可比如今冠縣的壯觀得多,而且在全國多地爆發。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將最典型的三個案例總結如下:


    規模最大的案例發生在溫州。


    溫州歷來有民間借貸的傳統,這些民間借貸是支撐民營經濟的重要支柱,到2009年,民間借貸的規模達到大約800億元。民間借貸的利率一般以月為單位,傾向于短期借貸,功能是為中小企業提供過橋資金,月利一般為5%,當然也有長期的,但主要針對那些風險極小的大客戶,月利一般為2%。


    民間借貸的利率反映的是供求關系,不一定非常高。比如,2005年~2006年,由于國有四大行大開信貸之門,加上大批股份制銀行登陸溫州,溫州實業界并不缺錢,這時,民間借貸即便降低利率也很難找到客戶,無奈之下,這些資金只好到北京炒房。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整個局面發生了反轉。由于出口萎縮以及銀根收緊,溫州中小企業的資金鏈驟然緊張,紛紛向民間借貸求助,這樣利率一下子起來了,月利攀升到6%~8%,也有10%的。


    由于民間借貸突然成了一門好生意,各路資金紛紛涌入。2009年~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分別為800億元、1200億元和3400多億元。2011年當年,溫州民營企業總共借了4000億元資金,其中只有500億~600億元來自銀行。


    整個市場做大的過程有如一場群眾運動。起初放貸者還是那些業內人士,但后來各路神仙都參與進來,紛紛建立“擔保公司”、“投資公司”或“寄售店”(名義業務是代賣商品),對外高息吸儲和放貸。最耐人尋味的是,許多原來借高利貸救實業公司的企業主搖身一變也成了放貸者。


    這場瘋狂到2011年便難以為繼,藍天大藥房、東特不銹鋼、百樂家電、江南皮革、巨邦鞋業、唐鷹服飾等一系列當地知名企業的老板“欠債跑路”,整個高利貸市場不久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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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溫州高利貸市場影響相當的是鄂爾多斯高利貸市場,這個市場比溫州市場更奇葩。


    鄂爾多斯是內蒙古的資源重鎮,依靠煤炭產業發展起來,城市建設于2003年發力。城建的擴張催生了一批“征地富翁”(相當于拆遷戶),而這些暴發戶將大量資金投入民間借貸。


    彼時房地產市場正在發軔,市場對資金的需求強烈,這讓早期放貸者賺到了錢。而伴隨房地產市場于2007年勃興,民間借貸的利率進一步攀升,吸儲的月利達到2%~4%。受此刺激,鄂爾多斯人掀起了一場“大家都來吃高利貸”的群眾運動。有人戲言,最瘋狂時,十個鄂爾多斯人中有九個是放高利貸的。


    那時候,鄂爾多斯街頭布滿了各類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典當行和私募股權基金,大一點的企業也紛紛成立融資部,讓財務人員發動自己的親戚朋友參加,親戚朋友再介紹親戚朋友,形成一個類似傳銷的融資網絡。


    這個網絡的資金并不僅僅來自于放貸者的個人儲蓄,有相當一部分是人們利用政策空間獲取的住房公積金、裝修貸款和購房貸款。一位擔任某地商會主席的業內人士稱,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規模應該超過1000億元。


    這筆巨款流向了房地產、煤炭、物流、酒店等行業,其中以房地產業為主。個人住宅和商業地產的價格在高利貸的推動下節節攀升,一位開發商說,“必須把樓價炒高,不然沒辦法還高利貸?!?/strong>


    這樣的定價邏輯自然不能讓外部投資者信服,于是鄂爾多斯人就自己買單。有報道稱,九成以上的鄂爾多斯家庭都投資了房地產,他們的入市在短期內托住了整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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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高利貸市場是根本托不住的。2011年5月,惠龍商貿的老總金利斌在距離鄂爾多斯一百多公里外自己的車內自焚身亡,他曾是掌管十幾億高利貸資金的放貸人,也就是“辱母案”中吳學占那樣的角色。


    這之后,鄂爾多斯的高利貸市場開始緊繃,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出現資金鏈斷裂,到2012年夏,大量項目停工,房地產老板東躲西藏,到了8月份,市場全面恐慌,家家戶戶開始討債,房地產開發商的資金鏈進一步斷裂,房價大跌,惡性循環開始,整個“高利貸”市場崩盤。


    這種高利貸狂潮并不只發生在城市,農村也有,而且同樣瘋狂。


    東園子村是內蒙古翁牛特旗的養牛先進村,也是旗農村信用社的重點扶持對象。2008年,信用社提高了對東園子村養殖戶的貸款額度:5萬的提高到15萬,15萬的提高到30萬,30萬的提高到60萬。


    這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受金融危機影響,到東園子村收牛的外地客商大量減少,而飼料的價格卻因同行的涌入一路上漲,養牛變成了一個虧本買賣。


    養牛賠錢,手里又有那么多貸款,接下來怎么辦?


    東園子村養殖戶的選擇是向同屬翁牛特旗的示范牧場放貸。


    示范牧場是一個半農半牧的地區,養牛業遠不及東園子村,但這里的村民很想養牛,建設與東園子村一樣的現代化牛棚。當地領導在一次會議上向村民們承諾,只要他們蓋起現代化牛棚,養上牛,上邊就給他們批養牛貸款,一頭牛給4500元。


    這之后,示范牧場的村民們開始熱火朝天地大建現代化牛棚,資金則主要來源于東園子村。


    東園子村的村民不但將信用社發放的貸款轉貸給示范牧場的村民,而且把以往的儲蓄也拿出來放貸,甚至跟親戚朋友高息吸儲。然后,他們把錢交給本村的幾位資金中介,這幾位資金中介再在示范牧場找一兩位資金中介,把錢最終貸給示范牧場的牧民。


    在這個過程中,黑社會也卷入進來。大部分示范牧場的借貸者都遭受過黑社會的恐嚇,有人還受到殘酷虐待,比如大半個身子被埋在雪里,臉被打得沒了人形,當時零下三十多度。


    幾個月后,示范牧場的村民發現利息越滾越高,自己根本還不上,便棄家逃債。與此同時,信用社在發現養牛貸款被轉為高利貸后也收緊了貸款,高利貸的資金鏈一下子斷了。這之后,東園子村的資金中介也開始逃債,其中最早的資金中介石成山干脆向警方自首,躲進了監獄,而那些借錢給石成山的人則舉著借條四處找他,有的人甚至嘗試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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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起高利貸崩盤事件有一個共同的先兆,那就是關鍵的資金中介跑路、自殺或入獄,而山東冠縣的高利貸市場已經出現了這種先兆,“辱母案”的元兇、冠縣最大的資金中介之一——吳學占已經被捕。



    一個地下產業鏈的形成


    高利貸得以形成氣候,與我國特殊的金融體制有關,在這種金融體制下,各方力量互相合作,形成了一個地下產業鏈。


    銀行業在我國是壟斷行業,雖然也有一些民營銀行和外資銀行,但那只是一種“有益的補充”,無關宏旨。國有銀行貸款的主要對象是大型的國企和民企,中小企業能分到的份額很少。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查閱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小業占全國企業總量的94%,但其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卻僅為整體份額的17.5%,并且,有95%的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貸到錢。在這種局面下,中小企業生存非常困難,很容易倒閉,平均壽命只有2.5年。


    為了生存下去,從銀行貸不到錢的中小企業會很自然地轉向民間借貸,即便是那些能貸到錢的中小企業,也要經常從民間借貸那里獲得短期周轉資金(俗稱“過橋貸款”)。


    比如,一位小企業主從銀行貸的200萬馬上要到期,但他手頭上只有50萬,還差150萬,他只有先還上之前的200萬,才能爭取到銀行的續貸。這時,這位企業主就需要向民間借貸先借150萬,獲得銀行的續貸后,再還給民間借貸。這種業務俗稱“倒貸”,是民間借貸的一種常規業務。


    民間借貸的好處是放貸快、資金量大,甚至不需要抵押,打個借條就能拿到錢,壞處則是利率遠遠高于銀行貸款。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年利率超過36%(即月利3%)就屬于高利貸。按照這一規定,現實中的絕大部分民間借貸都屬于“高利貸”,也就是說,民間借貸從整體上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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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做上述規定本來是想保護借款人的利益,但其實際效果卻損害了借款人的利益。由于身份不合法,民間借貸經營者只好將利率進一步推高,并雇傭黑社會來保障“合同”的執行,這就讓中小企業在融資時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一般情況下,民間借貸系統會悄無聲息地運行,借貸雙方由于對彼此都有需要,且利率一般不會走得太高,所以不會驚擾官方,更不會成為新聞焦點。但如果需求井噴,這個市場便會打破平衡,進入一種失控狀態,表現為一種群眾運動式的高利貸狂潮。


    需求的井噴一般由經濟持續下行引發,這一時期,銀行會收緊對企業的貸款,尤其是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中小企業的老板為了拯救企業而借貸,而這種大規模借貸又將利率推高到一個離譜的地步,也就是無論如何都還不起。


    到了后期,借高利貸的中小企業主要借高利貸來還高利貸,然后再借新的高利貸來還上一筆高利貸。這是一種荒唐的行為,但從高利貸系統內部來看,它卻創造了新的、更大的需求。


    山東冠縣的高利貸市場就屬于這種情況,它與溫州2011年以前的高利貸市場是一樣的,中小企業主為了救實業而借高利貸,但所借的高利貸后來沒有用于救實業,而是還了高利貸的利息。也就是說,在這種局面下,高利貸已經起不到幫助中小企業的任何作用。


    除了市場下行之外,某個地區老百姓的執念也會催生高利貸狂潮,比如鄂爾多斯全民通過高利貸致富的狂想,以及示范牧場村民對于沒影兒的“養牛貸款”的幻想。當然不管起因如何,結果都一樣。


    需求井噴之后,供給會馬上跟進,而這種跟進又會形成一種金字塔型網絡:相當一部分人既是借高利貸的,又是放高利貸的,就像傳銷組織中許多人既是上線又是下線。這類人是整個高利貸系統的骨干,他們對整個系統高度依賴,不希望系統整體崩盤,因為那意味著他們將成為接盤俠。示范牧場的資金中介哈斯其木格在接受采訪時說,“后來沒有辦法了,必須在惡性循環中循環著,然后想慢慢退出來?!?br style="margin:0px;padding:0px;max-width:100%;box-sizing: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break-word !important;" />


    可惜這時的高利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自我吞噬系統,幾乎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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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資金供給的不光包括普通老百姓,還包括銀行以及一些容易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大企業或政策性企業。


    民間借貸公司一般都有一些銀行內部關系,這是做“倒貸”業務所必需的,而銀行也會與民間借貸公司保持一定聯系。比如有一筆銀行貸款,企業方面短期內還不上,民間借貸如果不提供過橋資金,這筆貸款就會成為呆壞賬,這對于相關負責人非常不利,他們希望民間借貸先幫企業還上本息,然后“續貸”給那家還不起錢的企業。


    除了這種合作之外,一些銀行內部人員還會幫助民間借貸公司,以符合國家政策的方式從銀行系統獲得貸款。銀行內部人員之所以自己不直接向中小企業貸款,是因為銀行的貸款利率太低,相應的風險又太高,同樣一筆錢,如果能貸給大企業,當然不會貸給中小企業。但與民間借貸公司合作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方面,民間借貸利率遠遠高于銀行貸款利率,從而分攤了貸款風險;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公司的暴力催債降低了壞賬率。


    于是,大量銀行資金通過具有借貸能力的大企業,以及一些國家扶持的政策性企業流向民間借貸公司,這甚至成為一些大企業的重要盈利項目。銀行貸款與民間借貸之間懸殊的利率差,使得這種套利生意幾乎無法阻止。而參與者也像上文提到的那些資金中介一樣,對整個系統非常忠誠:誰也不會自斷財路。


    即便銀行內部人員無意參與,這種套利生意也會產生。在內蒙古翁牛特旗的高利貸狂潮中,農村信用社為扶持東園子村的養牛業擴大貸款額度,但養殖戶卻將貸款投入了高利貸系統。


    前幾年,一位做過高利貸、綽號“姚將軍”的人在接受采訪時說,“我估摸著現在的流動性緊張,也是由于高利貸造成的。銀行放貸出來的錢,有相當一部分進入了高利貸渠道,尤其是城商行?!?/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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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銀行大幅收緊貸款時,這些資金也會很快回流到銀行系統。這時,如果個體參與者的資金跟不上,高利貸系統崩盤的時間就會提前。


    “官銀”也是高利貸的資金來源之一,所謂“官銀”就是個別政府公職人員的灰色收入。相關報道對于“官銀”的描述不多,一位長期研究民間借貸的律師說,“這個問題不好說,我目前也沒有掌握到證據,但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就這樣,各種力量在一種特殊的金融體制下,形成了一條頗具規模的地下產業鏈。



    如何破局?


    “辱母殺人案”將民間借貸的生態擺到了臺面上,對于如何打破這種生態,輿論出現了分歧。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總結如下:


    一種觀點認為,既然民間借貸幾乎都是高利貸,而且會帶來涉黑問題及高利貸狂潮,就應該嚴厲打擊所有超過法定利率的民間借貸,對于吳學占這樣的人應該見一個抓一個。


    這是一種很流行的觀點,它符合大眾樸素的道德觀念,然而卻解決不了問題。高利貸產生的基礎是中小企業存在旺盛的融資需求,而現有銀行體制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另外,國家又通過法律規定將民間借貸推到了不合法的境地。假如國家進一步打擊民間借貸,利率就會進一步攀升,因為需求沒有減少,而經營風險卻加大了,最后的結果是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更加惡化。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既然“不合法”的身份是民間借貸利率走高的重要原因,那么干脆讓民間借貸完全合法化,國家不再管制民間借貸的利率,讓市場自由調節。更激進的主張則是,徹底開放銀行業,讓國有銀行繼續服務大企業,把中小企業這塊留給民間的小銀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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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這種觀點的人一般是經濟學者,他們經常以美國的銀行體系作為例證:美國大約有8000家銀行,其中有7000多家是服務中小企業的小銀行,也都是民營的。這些經濟學者認為,既然人家能搞得好,我們也能搞得好,市場規律是一樣的。


    不過,政府對于這種觀點持保留意見。政府對民間借貸的態度之所以始終沒有根本性改變,在于它有兩大擔憂。


    一是一旦全面放開對民間借貸利率的管制,民間借貸就會跟國有銀行爭奪儲蓄,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


    二是民間借貸的經營者缺乏責任感,動不動就跑路、自殺或躲進監獄,把爛攤子留給政府,一旦完全放開,豈不是要天下大亂。


    對于政府的擔憂,經濟學者們覺得大可不必。其一,在政府管制民間借貸利率的情況下,民間借貸已經跟國有銀行爭奪儲蓄了,只不過處于地下爭奪狀態;其二,提高民間借貸經營者責任感的最好手段是監管,政府只要管住其資本充足率,就不會出大事,現在之所以出大事,是因為它處于地下運作狀態,監管部門根本監管不到它。


    盡管這些經濟學者講得頭頭是道,但放開對民間借貸的管制短期看仍只是一個設想。當下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現有的金融體制下,防止出現又一波群眾運動式的高利貸狂潮。


    高利貸狂潮發生的先兆是經濟持續下行,央行緊縮銀根,銀行收緊貸款,而這種先兆現在似乎已經出現。


    3月3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多年的量化寬松已經到了周期的尾部,今后的“貨幣政策不再是寬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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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銀行方面也發布了壞消息,招商銀行、平安銀行、中信銀行近日發布的2016年年報顯示,三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都在持續上升,其中,招行的不良貸款率從1.68%上升到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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